第二天，张瀚上疏辩明，说明了汪玄寿和他吏部清白无误。同一天，朱翊钧下旨，王希元无事生非，罚薪半年，调出京城。又是同一天，吏部发文，升汪玄寿为浙江瑞安知县。

不重资格重能力，破格用人，这就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，其实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。

用人唯贤

张居正之所以改变用人制度，首先是资格低的人受到资格的限制，报国无门，灰心丧气，这会导致帝国人才的减少，另外一点就是，进士资格的官员自恃资格的庇护，骄横狂妄，不可一世，从而让官场乌烟瘴气。

当考成法进行得顺风顺水时，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被人查出有贪污行径，同时还未按时收缴赋税。案件审理期间，张居正和朱翊钧有过下面这段对话。

朱翊钧问张居正：“该如何处置孙鸣凤？”

张居正由远及近地侃侃而谈：“臣刚执政时，国家百废待兴，问题千头万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先解决的应该是当务之急。在我看来，当务之急就是安抚民众。如何安抚民众呢？四个字，整肃吏治。官风不正，任何政令都会流于形式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皇上下诏免某地税粮，可某地官员竟照收不误，皇上要求地方官务实政，可有的官员置之不理，继续对上司拍马溜须，这种行为使上下不通。纵然皇帝和大臣有兴利除弊的方案，却找不到切实可靠的人去执行，所以我才开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气。如今已初现成效，但贪污之风仍会偶尔吹出。若要天下太平，须是百姓得安，若要百姓安生，须是官不要钱。”

朱翊钧点头赞同，但提出疑问说：“我看了此人的档案，发现他是进士出身，何其无耻到这种地步？”

张居正愤慨起来：“此人正仗恃自己是进士出身，所以才敢如此放肆。今后皇上用人，要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品德，不要拘泥于资格。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，不肯要钱，就是沉沦下僚，也要提拔他；如果被考察的人贪赃枉法，不守官律，就是资格再高，也要罢黜。”

朱翊钧频频点头，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一排屏风。那是共为十五扇的一座屏风，中间三扇是天下疆域图，左边六扇是文官职名，右边六扇是武官职名，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，上面有他们的姓名、籍贯及出身资格。

这是张居正在执政初期特意为朱翊钧制作的、被称为“浮帖”的官员履历图：如某衙门缺某官，该部推举某人，即知某人原系某官，今果堪此任否；某地方有事，即知某人现任此地，今能办此事否。

表面看，这是张居正让朱翊钧把用人大权攥在手里，实际上，所有的用人权力，朱翊钧必须和张居正商量。十五扇屏风不过是朱翊钧预备从政的见习课本罢了。

他扭头去看那些屏风时，张居正适时地向他灌输“用人唯贤，不重资格”的用人之道。朱翊钧认真地听着，张居正讲完，朱翊钧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想起了汪玄寿，同样是县官，汪玄寿就比这个孙鸣凤好一百倍。”

张居正很满意地点头，说：“县官乃一县之长，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，所以选人不可慎。如果有贡生、吏员非常适合，何必非要用进士、举人呢!”

张居正这样说，当然也这样做。1575年九月，山东方面上奏说，郯城和费县两处的知县出缺，现在正由东平州的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。杨果和赵蛟都精明强干，道德高尚，完全能胜任县长的职务，问题是，两人都是吏员出身，按从前的制度不能担任正职，因此请中央政府委派知县。

朱翊钧问张居正：“这二人能当知县吗？”

张居正把两人的考核成绩给朱翊钧看。朱翊钧看完后，试探性地问：“我认为他们可以当知县，是这样吗？”

张居正说：“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，我说过，不拘资格，只重能力和品德。”

朱翊钧大喜，传旨：升杨果为郯城知县，升赵蛟为费县知县。

吏员出身的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要远大于进士出身的人，他们在基层历练很多，接触现实问题更多，被张居正提拔成知县的黄清就是典型的吏员出身的能人。他“才智四出，应变无穷”，在多地担任县令，被人誉为“天下第一等清官”和“天下第一等智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