拥立者们一齐表示“惟命是听”。赵匡胤就当众宣布，回开封后，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，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，服从命令者有赏，违反命令者族诛，诸将士都应声“诺”！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。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、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“结社兄弟”，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。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，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，但还没有召集军队，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。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。

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，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，但已无可奈何，只得率百官听命，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，宣布周恭帝退位。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，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，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。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，遂以宋为国号，定都开封。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，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。赵匡胤黄袍加身好像是被人强迫的，但是历史学家们却提出了太多疑问：

其一，据《涑水纪闻》等书记载：“及将北征，京师喧言，出师之日，将策点为天子。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，独宫中未之知也。”由此可知，当时军队未到陈桥已有兵变之说，未见黄袍，已有天子之说，陈桥兵变不会是一次偶发事件，而是有预谋的。正如古诗所言：“黄袍不是寻常物，谁信军中偶得之。”

其二，宋人笔记记载说，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为自己的功名前程占卜，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，一一掷之，皆不应。忽曰：‘过此则为天子乎！’一掷为圣签”。且不论此事的真伪如何，这一在宋代广为流传的轶闻，正反映了赵匡胤的夙愿。而在陈桥驿，将士们已环立呼喊，赵普与赵光义也已入内报告，而赵匡胤何以会“醉卧不省”，丝毫未念及早年的愿望，这一情形未免过于做作。

其三，《宋史·杜太后传》曰，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，说： “吾子素有大志，今果然。”因而不惊不慌，谈笑自若，还说： “吾儿生平奇异，人皆言当极贵，又何忧也。”据此，这加身的黄袍似乎不是从天而降之物，有人以诗刺讥道：“阿母素知儿有志，外人反道帝无心。”

其四，当时本因国境告急才令赵匡胤领兵出战，为什么黄袍加身后，不费一枪一刀，战事已定？即所谓“千秋疑案陈桥驿，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”。可以认定，镇，定二州的军情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慌报的。

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，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，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，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，因而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。北宋建立伊始，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，如慕容延钊、韩令坤，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，只有盘踞潞州（今山西上党）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，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。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，他们的失败，使得一些势力较小，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，也只得表示屈服。这样到建隆元年（）末，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。

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

虽然，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就稳定了内部政局，但是在宋的辖区外，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，南方有吴越、南唐、荆南、南汉、后蜀等割据政权。这一客观形势，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。因此，当政局稳定之后，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。起初，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，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，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，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。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“欲收太原”之后，沉吟良久然后说，先打太原有害无利，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，到那时“彼弹丸黑子之地，将何所逃”。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，使他大为高兴。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，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，也就是后人归纳的“先南后北”、 “先易后难”的方略。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，对辽和北汉，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，基本上采取守势，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，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。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，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。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，寻找时机，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。